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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17-20日，第21屆亞太肝臟研究學會（APASL）年會在泰國曼谷召開，3885位來自世界各地的肝病學者參加此次大會，其中中國學者834位。本報特派記者親臨會場，第一時間發回報道，直擊現場，分享會議盛況。

（開幕式現場）

（圖為本報記者與大會主席皮拉茨威蘇斯教授合影）

立足現在啟迪未來

　　2010年在北京召開的第20屆APASL年會仿佛剛剛結束，又一屆APASL年會已經拉開帷幕，就大會主題及幾個學術問題，本報記者采訪了本屆大會主席Piratvisuth教授及我國學者賈繼東、魏來教授。

　　《中國醫學論壇報》：本屆大會的主題為“啟迪未來”（enlighteningthefuture），請談談您對這一主題的理解。

　　Piratvisuth教授：我們有信心呈現給參會者一個世界性的肝病學術會議，這里不僅有亞太地區的學者，還有來自歐洲、美國、澳大利亞的學者，包括講者與聽眾，他們帶來最新的研究結果和學術觀點。這次大會是創新的、世界頂級的，我們將共同啟迪未來，推動肝病研究進展。

　　賈繼東教授：我理解“啟迪未來”有兩個方面的含義：其一，目前的許多研究可能對于醫學未來的發展都是有作用的；其二，就APASL的發展來說，這些年來，APASL的影響力不斷擴大，學術內容不斷擴充，學術水平不斷提高，2010年的北京APASL年會收到超過1000篇的論文摘要，今年增加至1700篇，這是個很好的證明。其中很多是新的研究及首次發布結果的研究。因此，APASL年會不是簡單回顧，而是在逐步影響未來，啟迪未來。

　　《中國醫學論壇報》：請談談您對乙型肝炎個體化治療的理解。您認為慢性乙型肝炎個體化治療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Piratvisuth教授：我認為，慢性乙型肝炎的個體化治療時代即將到來。根據患者的基線特征、治療中的病毒學及血清學應答，醫生為慢性乙肝患者訂制個體化治療方案，包括初始藥物選擇、治療中監測及確定治療終點，這3個方面對乙肝個體化治療都非常重要。

　　首先，應該對乙肝患者的病情危險因素進行評價，包括患者年齡、HBVDNA水平、血清丙氨酸氨基轉移酶（ALT）水平及HBV基因型等因素，然后選擇初始治療方案。其次，治療中應密切監測患者血清學指標、免疫學指標變化及HBV病毒載量，這對于指導治療方案的調整非常重要。在治療過程中，ALT水平的波動與宿主正在進行免疫應答有關，特別當患者接受聚乙二醇干擾素治療時。聚乙二醇干擾素治療12周時，患者乙肝表面抗原（HBsAg）水平下降，這與治療6個月時宿主免疫應答相關。對于HBeAg陰性的慢性乙肝患者來說，早期HBsAg水平下降與HBVDNA水平下降一樣可以預測聚乙二醇干擾素治療的持續病毒學應答（SVR）。最后，確定患者的治療終點是目前慢性乙肝個體化治療中最重要的事情，也是最難判斷的，這方面的研究還在探索階段。

　　《中國醫學論壇報》：在過去的幾年間，治療丙型肝炎的小分子蛋白酶抑制劑嶄露頭角，請您評價一下這類藥物的未來。

　　Piratvisuth教授：的確，在過去幾年間，有關這些小分子丙肝病毒（HCV）蛋白酶抑制劑的研究非常多，此次大會也收到了許多相關研究論文。

　　首先，大量研究已經證實，小分子HCV蛋白酶抑制劑可提高患者病毒學應答率，這給難治性丙肝帶來了新的治療選擇；其次，還有大量研究是關于這類藥物安全性的試驗，這方面很重要，目前結果是樂觀的，患者耐受性較好；最后，展望未來，可能會有不依賴于聚乙二醇干擾素的小分子化合物聯合治療，這也是發展的方向，畢竟患者接受干擾素注射是有創的，而且給患者帶來諸多不便。總之，我認為小分子HCV蛋白酶抑制劑是一類充滿希望的新藥，值得期待。

　　魏來教授：對于小分子化合物，中國患者的需要不同于西方患者。研究證明，高加索人對于聚乙二醇干擾素聯合利巴韋林的應答率低于亞洲人群，因此對于高加索人，聯合應用小分子化合物能夠顯著提高其對干擾素的應答率，應答率可提高到70%或更高，而在中國，傳統標準治療方案已可以使患者的病毒學應答率超過70%。

　　因此，小分子化合物對于中國丙肝患者的重要意義在于，有一部分患者對于聚乙二醇干擾素聯合利巴韋林的治療無應答，或者治療后再次復發，如果聯合小分子化合物，則可能得到有效治療和清除病毒。還有一部分患者，由于沒有得到及時的診斷和治療，已經發展到了肝硬化階段，這部分患者對于目前標準治療難以完全耐受，如果聯合小分子化合物是否可將聚乙二醇干擾素劑量減少，這值得探討。此外，如果小分子化合物可以縮短療程，不良反應少，在藥物經濟學方面也具有優勢。

　　APASL2011.花絮

　　開幕式巧遇萬佛節

　　與歐美肝病會議不同，APASL年會總有一個華麗、熱情的開幕式。APASL2011的開幕式安排在會議第二天，正值泰國的傳統節日萬佛節（MahkaBucha），相傳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在歷史上的這一天向前來集會的1250名羅漢首次宣傳教義，故又稱為四方具備的集會。在這個特別的日子，會議主辦方安排了泰國的傳統慶典儀式，在泰鼓聲與輕聲吟唱中，手捧蓮花燈、身著傳統服裝的少女舞蹈著進入會場，象征著祈福的女神花車緊隨其后，在濃濃的泰國風情中，大會拉開帷幕。

　　糾正主席點評的中國學者

　　2011年2月19日下午，在一場丙型肝炎專題討論會上，澳大利亞學者斯蒂芬·洛克尼尼（StephenLocarnini）作為主席在點評中引用了中國乙肝、丙肝的流行病學數據。在隨后的討論環節中，一位中國學者站在聽眾席間的話筒前，平靜地告訴洛克尼尼教授：“感謝您對中國的關注，但是您剛才引用的數據是中國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流行病學數據，2008年，中國衛生部公布的大型流行病學研究給出了最新數據，乙肝表面抗原攜帶率由原來的9.7%降為7.2%，丙肝病毒感染率由原來的3.2%降為0.4%……”。洛克尼尼在主席臺上高興地點點頭，并認真地提筆記錄，對這位中國學者的糾正表示感謝，并祝賀中國在病毒性肝炎控制上取得的成就。在場的許多聽眾也記下了中國乙型和丙型病毒性肝炎流行病學最新數據。

　　這位中國學者是吉林大學第一醫院的?？∑娼淌?。會后，牛教授告訴本報記者，中國在肝病防治方面付出的努力及取得的進步應該讓全世界知道。

APASL 2011·學術觀點
作者：許倩來源：中國醫學論壇報日期：2011-02-24

　　關于乙型肝炎

　　中國臺灣廖運范（YF Liaw）：HBV復制是導致慢性乙型肝炎疾病進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清除HBV或抑制HBV可降低疾病進展風險、減緩疾病進展。然而，我們面對的現實是，乙肝治療效果遠遠達不到滿意，我們僅能降低乙肝患者肝細胞癌（HCC）的發生率，而做不到杜絕進展到HCC。我們只好期待出現更加有效、安全且患者可以負擔的抗HBV藥物或治療策略。

　　中國香港陳力元（Henry LY Chan）：在抗HBV治療過程中，應該監測HBV DNA水平，尤其對于口服核苷（酸）類似物的患者，將有助于監測耐藥，一旦發生病毒耐藥，可盡早給予有效的補救治療。乙肝表面抗原（HBsAg）水平反映的是宿主肝細胞對HBV進行免疫清除的過程，更適合用于預測聚乙二醇干擾素的治療應答，對于口服核苷（酸）類似物的患者，極早期的HBsAg水平變化可能具有預測意義。因此，監測HBV DNA與HBsAg水平是不能等同的。

　　荷蘭哈里·詹森（Harry L.A. Janssen）：在慢性乙型肝炎的個體化治療過程中，監測HBsAg水平可預測應答情況。對于聚乙二醇干擾素治療的患者，治療過程中HBsAg水平下降與持續免疫控制相關；對于核苷（酸）類似物治療的患者，監測HBsAg有助于判斷患者是否可以停藥。總之，監測HBsAg水平變化有望成為乙肝管理中的重要指標。

　　關于丙型肝炎

　　澳大利亞亞歷山大·湯普森（Alexander Thompson）：宿主的IL28B基因型與其感染1型HCV治療后的SVR呈顯著相關，這解釋了相同基因型病毒感染者應答率不同的現象。

　　我們現在可以做的是，對感染1型HCV患者IL28B基因型進行鑒定，如果為C/C型，可以預測聚乙二醇干擾素+利巴韋林的治療效果較好，而如果非C/C型，只好期待HCV蛋白酶抑制劑等新藥出現之后進行三聯治療。

　　關于NAFLD或NASH

　　法國弗拉德·拉奇（Vlad Ratziu）：越來越多的藥物被嘗試用于治療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例如維生素E、他汀、吡格列酮等。大量臨床證據表明，吡格列酮可以改善脂肪肝的丙氨酸氨基轉移酶（ALT）水平升高，還可以改善肝細胞炎癥、損傷，但無法改善肝纖維化。對于NASH患者，無論何種藥物治療，都不能代替飲食控制及生活方式改變。

　　澳大利亞伊麗莎白·鮑威爾（Elizabeth Powell）：由于不同種族人群的遺傳異質性，即使體質指數（BMI）相同，其體內的脂肪含量仍是不同的，例如同樣的BMI，亞洲人的脂肪含量多于西方人。那么，在診斷非酒精性脂肪性肝?。∟AFLD）的時候，需要根據種族特異性的BMI臨界點進行判斷，從而影響治療方式的選擇。

　　關于肝纖維化

　　中國香港黃煒（Vincent Wong）：研究證明，肝活檢仍是肝纖維化診斷的金標準，但其局限于有創性、患者難以接受以及標本的偏倚。瞬時彈性成像（transient elastography）是一種精確性很高、無創的肝臟硬度檢查手段，但其不能應用于ALT水平極高的患者。多種無創診斷方法聯合應用，可提高肝纖維化診斷的準確性。[4240302]（許倩）